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举世瞩目,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上。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明确作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战略部署。近几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文化事业走向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开创了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即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必将进一步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使我国的文化建设进入一个加速发展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文化是人类在基本活动方式上告别自然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没有文化,就不会发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猿相揖别”。文化进步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如果没有文化润物无声的启蒙和教化,就不会有人的综合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活动同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主要内涵。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念、精神、价值、理想的重要支撑。文化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古往今来各个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以其独有的凝聚力、创造力和传承力,以及在不同民族间、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和交融机理,精细地编织着人类的历史,像血脉一样滋润、浇灌、驱动着人类的传承与前行。

　　然而,虽然人从诞生之日起,就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造物,正如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所言,“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没有什么人能够离开特定的文化而生存,但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自觉到生存的文化规定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内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对文化视而不见,很难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文化的力量,文化是作为自在自发的力量规范着人的生存,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增长和自我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需求的丰富,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对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走向自觉。

　　关于“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我们通常借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用以指谓一个民族或者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具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具有充分的认识,也就是要达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的、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政党,同时也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一方面,我们党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文化作为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我们党站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从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价值。

　　我国正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也同样是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幅度提升文化软实力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的文化建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这更要求我们将已经形成的清醒的文化自觉在具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进一步具体地体现和实现,从而真正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实现文化自觉是一个大课题,理论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清醒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但还远不是文化自觉的全部内涵,更不是文化自觉的真正实现。文化不同于有形的经济和政治,它作为价值的体现和精神的凝聚,具有内在性和深层性的特点,它虽然在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无影无形。因此,如果不能把握住文化的价值灵魂,那么有声有色、有形有状、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也可能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

　　因此,从根本上说,真正的文化自觉应当是在各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活动中,自觉地凝聚和构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引领个体和社会健康发展、激发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建设好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如此,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紧密交织。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构同时必须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和赞赏,但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否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来自西方的关于“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何更加深入地总结我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关切,增强思想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是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强调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就成为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建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但却任重道远。应当说,我们党一直强调文化发展的方向,强调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同时,各种形式的“文化走出去”工程也旨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但是,总体上看,我们在现代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构方面,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国际上,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相对薄弱,“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还没有改变。在这方面,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有三个关系的把握对于推动文化自觉,确立文化建设国际视野具有重要的关联和影响。

　　一是把握好文化建设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既包括文化的物化形态,即“硬实力”,也包括文化的价值形态,即“软实力”;前者更多地体现出文化的经济效益,后者则侧重于文化的社会效益;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严格说来,文化的“硬实力”属于文化建设的手段,它必须以切实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根本目的。目前文化建设中存在着混淆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倾向,这是影响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偏差和实践偏向。

　　对此我们可以做一点具体的分析。必须承认,近年来,不断走向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给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和推动力,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文化产业加速发展,人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但是,我们必须提出的深层次问题在于:目前的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是不是就等同于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文化建设要突出社会效益,但无论在实践发展、社会生活还是学术研究的层面上,都存在着把“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软实力”的倾向。例如,人们习惯于简单地用电影票房价值、电视广告收入、图书销售码洋、文化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等作为衡量文化发展水平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尺度。我以为,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毫无疑问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但这些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本身,必须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的“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推动文化的物化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否则,简单用文化产业的经济指标衡量文化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仅会使文化的自觉流于形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助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逐利倾向、媚俗倾向和迎合倾向,弱化了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担当。

　　二是把握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总体上说,自觉地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其根本的着力点应当是两个:一是“向内的”着力点,即“以文化人”,“文化天下”,使文化内化为个体的内在素质和精神价值世界;二是“向外的”着力点,即文化传播,文化强国,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影响力。从目前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态势来看,要在这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首要要解决文化建设中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国际文化交流中传统中国要素和现代中国要素的关系问题。目前,在文化建设中,特别是“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存在着某种“厚古薄今”的价值倾向,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慎重把握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实施的积极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已经“走出去”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汉语言教育传播、国学典籍和传统仪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杂技、太极、书法等非语言类艺术活动或文体活动。同时,目前的文化建设中存在着极端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出现一种把传统文化“实体化”的倾向。一些人期盼直接搬用传统伦理纲常来解决今天的道德问题,甚至有学者直接搬用先秦的文化和制度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成就,这些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建设和交流中的“厚古薄今”倾向。必须承认,这种倾向对于进一步确立中国悠久的文化古国形象有利;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民族凝聚和历史传承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基因,我们对此充满敬意和自豪,也担当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直接搬用的“武库”,而是激活今天之创造的精神驱动力。传统文化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但是不可能直接解决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中积淀着传统文化因素,但更多的是当今中国人民的创新和创造。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必须着力突出现代中国要素的地位,深刻揭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力,特别是中国在推动科技进步、化解人类发展困境方面的智慧和文化创新。否则的话,我们越是凸显传统文化的崇高地位,越有可能遮蔽我们实际上已经具有的现代文化创造力和文化软实力,给人以现代中国缺乏文化创造力的错误印象。在这方面进一步完善文化战略设计很有必要,因为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还是体现在一个国家现行制度中的价值观、科技和社会各领域中的创新能力,以及应对人类重大问题和世界事务的理论话语权和价值影响力。

　　三是把握好文化建设的宏观倡导与微观践行的关系。在对文化建设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的关系问题做出清醒的判断和价值定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掘和建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彰显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这方面,处理好宏观的文化建设和微观的文化践行,显得十分重要。

　　应当说,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宏观理论设计。特别是,我们依托思想教育、学校教育、宣传教育、理论教育、学习活动等优势,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为我们坚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弘扬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化价值的内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往往是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陶冶养成、久久为功的过程,因此,需要植根生活世界、贴近百姓实际的、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行为示范和具体践行。在这点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道德模范的评选、先进典型的树立等等,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总体上看,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轰轰烈烈的一般号召和普遍倡导还是多于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的微观实践。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尤其成为我们的“短板”,我们缺少从细微之处入手,用具体生动的故事彰显中国文化力量的微观实践。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例子,例如,对于美国电影大片,我们很容易看到其票房价值,实际上这些大片对于美国价值观的淋漓尽致的展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姚明,我们更多地谈论的是他在NBA球场上的成功,实际上更值得我们挖掘的是“姚明现象”对于树立现代中国人的优秀形象的文化贡献。如果我们的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每一个电视节目和文化艺术创造都能润物无声地彰显中国的优秀文化价值,如果我们的每一个企业、每一项国际合作、每一次文化交流都能具体真实地展示出中国的优秀形象,那么我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